如今，写诗，于我而言，久已由一种喜好变成了积习，就如饮闲茶、翻旧书、享野趣一样。
　　欲罢不能。
　　好处是顺其自然，从心所欲，跟着感觉走。有瓜豆白捡之乐，无夜半推敲之苦。
　　坏处是惯坏了自己，疏懒成性，缺乏适度的紧张感，这就不能使写作进入一种比较自觉的状态，写不出真正有模有样的东西。
　　写作，尤其当真的写作，也必然是一份牵连着全身心细胞的手艺活，要出力作佳品，当然就要全神贯注、全力以赴以求之。这种状态，我也曾经一度有过，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算得上是用心。1999年，在八十年代一些短诗的基础上，从一个较为宏大的背景出发，搭起了我唯一一首长诗的框架，这就是本集第四卷《沐浴缤纷的落叶》。从写作的角度看，这是我自认为处在所谓自觉状态写出的一个作品。
　　这诗是一个界碑：此前是我写诗的“苦恋”时期，此后——则是我写诗的“失恋”时期。
　　“苦恋”即单恋，一门心思求诗，诗对我如何？心里没底。“失恋”是明白了自己的单恋，却采取了不放弃、不穷追的态度，这就成了后来的样子：诗来找我，就和和乐乐缱绻一番；诗不乐意上门，那就先玩儿别的。
　　另一方面，还慢慢形成一个想法：诗，不能太像诗。我的意思是，诗是自己找上门来的，不是勉强硬做出来的，或者说，不是按照某种约定的或流行的款式制作出来的。这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多少前人不都在经过了“爱的初体验”之后这么慢慢聪明起来的？
　　诗应该就是诗，不能只是像诗。就如菠菜就是菠菜，而不是像菠菜，钻石就是钻石，而不是像钻石一样。
　　诗尽于意，意思到了就够了，尽可不必为了表示有所“超越”和“创新”而刻意“苦吟”。
　　本集共收入近两百首长长短短的语体诗，基本上是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今年底的全部语体诗作。个别应酬之作舍弃了，另一类杂诗或曰旧体诗拟单独编集。
　　第一、二、三卷的百余首都是2002年入浙后的新作，约略可以由其感知我精神脉络和表达路径的某些轨迹。其中第三卷的“新五言诗组”或许是我有意为之的实验品，是想尝试将新旧两种诗体作些沟通，也想试试有无可能找回汉语诗言简义丰的传统，或者说有没有尝试一种“现代绝句”的可能。
　　第四、五、六卷的数十首是以逆时序编成的，即由近及远的次序，是我写得比较“认真”的一个时期之作，或者也可以叫做“泰安集”。我从1985年到2002年，在泰山脚下我的大学母校一呆十七年，教书之余，热衷于写诗，有校外校内年轻诗友数人，又有省内省外前贤引路者数人，我感恩并怀念那个年代。
　　第七卷的十几首乃我最初的学步之作，惟有稚嫩，或称“莱芜集”。彼时我二十出头，初为人师，辗转于故籍莱芜的学校和教育机关，由语文组同事的相互激励和乡前辈吕剑先生的影响而焕发出对诗的钟爱。那是我的抒情年代，又苦闷又热烈，又几乎无处倾诉，诗就成了最便捷的泄洪渠道。《葵之歌》即是在一种无法按捺的热情中一气呵成写出来的，那是我因为诗而感觉身心颤栗的第一次。
　　诗可以这，可以那，然归根结底，它首先是一项精神的体育运动。我感谢诗与我作伴几十年，给我带来内心的平静。我从来不是一个运动量大的人，真实的有氧运动是如此，精神的无氧运动也是如此，故我写得少。
　　很少拿去发表，更很少有人驻足观看评头论足。附录中收入了我为一本曾经流产的诗集写的自序，又收入了海耕先生认真写给我的一封信及我的回信和陈炳小友的一则短评，也都只是为了友情的纪念，别无他意。拿到本集的读者或者也可以作些参考。
　　本来也无意编这么一部诗集，只是因为机缘凑巧，就编起来了。谢谢国涌兄赐序，谢谢长沙友人易彬、龙昌黄先生作伐，给这本集子找到了合适的出路，谢谢上海、杭州诸位同样热心推介出版此集的朋友。也谢谢北京燕山出版社的朋友们为此集“接生”。
　　2015-12-25，乙未十一月十五日，子张于杭州午山《此刻》，我校人文学院张欣（子张）教授诗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6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