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明先生编著的《唐宋词与人生》一书，从具有典型意义的词人和对具体宋词作品的分类研究，两个方面论证唐宋词的“第一生命力”乃人生意蕴，古典诗词的活性效应，本源在于其中“处处含有接触人生根本问题而耐人回味的自居”。一曲新词酒一杯，道不尽的人间事，诉不尽的胸中情都融入酒中，化到词里去了。这本质上是关于文学艺术为何而作的问题，这是一个历代都在争辩的话题。古希腊柏拉图的文艺理论思想认为诗人是没有真知的，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19世纪的欧洲兴起了“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强调纯文学性、纯艺术性；近代钱谷融先生又结合中外前人的观点，提出了“文学是人学”，主张文学是为了人本身而创作的。在我看来，此书遵循了“文学是人学”的观点，将对唐宋词的理解放置到作家的人生际遇中；将唐宋词之所以能流传至今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历代人类对人生根本问题的共振。
　　对于文学作品的解读，一直以来我们都缺少一种“复调性”的理解，教科书和参考答案总是将中小学生的思维往柏拉图式的文艺理论上引导，也常常被框定在阶级视角的横截面上，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举凡古代优秀文学作品，无不是反封建，具有斗争性的，知人论世变成知世论人，总觉得少了文学本身的灵性。李后主的词里都是人民之意，国家之心吗？真的有那么多的人民性和爱国主义精神吗？我想并没有。他的词里更多的是他作为一个世俗人的喜怒哀乐，是他悲剧性的生命体验。李煜在《子夜歌》里写：“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何能限！”没有人的一生能够顺风顺水，挫折悲伤是人生常态，李后主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本就较常人更为敏感，目睹过险恶的权利斗争，经受过次子的夭亡。他的内心是细腻的，经受了亡国之痛，在宋地苟且地活着，他所经受的颠沛流离比之常人更甚，因此他的“销魂独我何能限”更具有深刻性。一般人虽然没有经受过李后主般的半世坎坷，但对于时间流逝的感慨，处在低谷时对于过去美好生活的追忆却是相通的。
　　我想李煜的词里并没有那么多爱国情怀和人民性，而多的是他在特定的人生际遇中，拥有的比一般人更为细腻的情绪表达。此外，李煜的词里还有对人本身的思考，他伤春也悲秋。在江河日下的国度，李煜的人生似是张爱玲笔下那袭华美却爬满了虱子的袍，透着悲剧性的美感。曾经他看着东风吹水日衔山，念着春来长是闲，卧于笙歌醉梦间，亡国后只听得小楼昨夜又东风，回首家国已成故国，人生长恨水长东。李煜不是教科书上那个仅仅有着亡国之痛的爱国君主，而是一个与词共舞的世俗人，正如苏轼所说，李煜“遭罹多故，欲脱世网而不得”。钱钟书在《围城》中探讨的人生是一个“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无可去的去处”的问题，是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即人存在的意义。李煜那对于春去秋来敏锐的触觉，常使他无奈朝来寒重晚来风，童年猛兽和中年的流离失所，也让他感受到人生的一无可进一无可去，他被困在人生苦难与愁绪的围城中。时代是那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李煜也不是英雄，他只是时代的广大负荷者。在我看来李煜不是一位忧国忧民的亡国之君，他写的都是自己的情绪，而这些伤春悲秋感概时间流逝的词句，是千百年来人类共同的情感体验。而李煜的词又凭着他独特的意境和具有深刻性的表达牵引出一代又一代人的共鸣，那些我们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情绪，还好有李煜，言吾之不能言。李煜的词不是悲壮的而是苍凉的，张爱玲说，“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在我心中，李煜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他不是英雄，他的词不悲壮，却带有苍凉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