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最爱》在杭城上映。这是一部讲述热病（艾滋病）村村民生活的故事。导演顾长卫第一次启用了庞大的具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阵容，也第一次走上了商业电影之路。
　　小群体的大电影当下的中国电影不外乎两个主题，一个是宏大叙事的电影，一个是小人物的故事。当下，电影人越来越多地关注到了那些曾经被忽视、被遗忘的群体，边缘人的生活逐渐进入了导演的视野。顾长卫的《最爱》就是这样一部瞄准了大时代下卑微人物的生命之痛，呼唤平等、重拾尊严的电影。一个艾滋病村，一群被命运（瘟疫）裹挟的村民，一场原罪与赎罪的较量，还有一个以欲望开篇、以温情结尾的爱情故事。
　　如果你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那么会想做些什么事情，完成什么心愿，再见到什么人，去到什么地方……抑或，什么都不做，一如既往？
　　电影《最爱》给出了一种可能，它关乎爱情。在知晓生命即将逝去之时，爱情显得弥足珍贵，它伟大地可以让得意和琴琴挣脱传统伦理的束缚、直面身边人的避嫌、唾弃、挑衅，可以让一个人为另一个人而提前去死。影片中，运用了一个段落的复现———得意和琴琴手牵手在一条狭窄的向上通道上爬行，来表现他们在爱情道路上的执着和艰难。而高压电线杆上筑巢的一对麻雀，也暗含了对两人爱情存在危险的隐忧。
　　瘟疫来袭，整个热病村的村民在死亡面前，或者说在生的困境之中，无力地挣扎，原罪和赎罪在那一刻是如此接近：粮房嫂偷米，是因为自己负责伙房饮食，付出的比别人多；老疙瘩偷红棉袄，是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给妻子一个惊喜；村民临终前把抬走的黑板又还了回来；照顾热病村民的老柱柱梦到自己的大儿子齐全向村民高价出售真皮棺材；不肯认错的“血头”齐全最终自己的儿子也死于热病。
　　顾长卫在解析《最爱》时强调，故事讲的是不是艾滋病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展现了一个困境，这个困境中的生命很有质感，就像月亮一样，有光面也有阴面，有很多值得记住的美丽片段，比如爱情、承诺、亲情。这里，不得不佩服导演对电影审查制度的叙事智慧。影片没有去探究卖血、染上热病、治病的问题，也没有涉及医药、市场监管、医院、政府行政部门等诸多制度链环节，而是将为何卖血、如何聊以生存的细节放在故事背景中，把叙事重心放在了村民的日常生活和道德观念的摩擦中，把社会批判置换成了伦理批判，既保持了剧情的相对完整、紧凑，也可能是对审查制度做了刻意回避。
　　有关母亲的命题得意和琴琴在《最爱》中互叫“爹娘”。母亲这个命题在西方电影中通常表现为男性的恋母情结，即希望通过这种身体和性器官的接触来达到回归母性的诉求。比如法国电影《蓝丝绒》中的弗兰克对桃乐丝的性侵犯，西班牙和法国合拍的电影 《乳房和月亮》那个找年轻女性要奶喝的小男孩，法国和美国合拍的《末代皇帝》中趴在奶娘怀里的少年溥仪，《最爱》中类似的镜头几乎和《末代皇帝》如出一辙。
　　在中国，父母更多地象征了生命的给予者，成长的领路人。琴琴主动承担起了“娘”的角色，想要满足即将离世的得意曾经缺失的母爱，并唤起他生的希望，而得意也成了琴琴口中的“爹”，一个会疼爱会呵护女儿的父亲的角色，这种疼爱也满足着琴琴对被爱的渴望。在中国尤其是农村，家长的权威性及其带来的归属感和亲近感，或许使得面临死亡的人们更渴求得到父母的接纳，完成一种回归的仪式，所以影片中现实父母角色的缺失，最终由替代的“爹娘”来完成。
　　最爱还不够爱的诟病纵观《最爱》，其实整部片子可以分成两半，前半段是现实主义题材，很有分量，但是后半段走了温情爱情的文艺路线，显得有些单薄，同时也因为叙事的断层留下了最爱还不够爱的诟病。比较欣赏《最爱》的英文片名loveforlife，因为影片后半段讲述的就是为爱而生的命题。活着，对即将死去的男女主人公来说，意味着能够再多爱一天。但是不是最爱，似乎影片在这里交代的太少。
　　当代中国电影关于小人物的爱情故事的优秀影片很多，比如张艺谋的《山楂树之恋》、曹保平的《李米的猜想》、伍仕贤的《独自等待》……这些影片都有一个简单、明晰的主线，紧紧围绕爱情主题展开情节。但是在《最爱》中，爱情来得太突兀，外来的压力浅尝辄止、内在的动力又源于偷情，对情节的铺垫和气氛的酝酿都显得有些仓促。或许是因为导演顾长卫想要讲的内容太多，反而都只讲了一半，不够给力，这场原本在残酷现实题材下的爱情悲剧，生生地被男女主角的欲望所突破，爱建立在惺惺相惜、同病相怜之上，生命又如此短暂，得意和琴琴的爱情最终像无根的浮萍，总让人感觉缺了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