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苍狗，斗转星移，恢复高考制度已是四十年了。我，也是被高考改变命运的一分子，当年的一切，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忍不住想说一说。
我觉得，能进高考考场不仅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幸福。也许今天的考生对这话不以为然。但我相信我的同时代人会有同感。因为这份进考场的权利，是在我离开学校十二年后且历经千辛万苦才争取到的。
我是1966年的高中毕业生。那一年大约五月份，我们就完成了高考前的种种准备工作，只等着七月初进考场了。万万没想到，就在临进考场之际，突然平地起风暴，“文革”从天而降，我和绝大多数中学生一道，轰轰烈烈一阵之后，别无选择地去了广阔天地。此后，虽也有“推荐上大学”“工农兵学员”之说，但那是绝对轮不到我的。原以为此梦今生难圆，没想到1977年10月，忽然传来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这消息简直犹如惊雷响彻，令人欣喜若狂！其实，这时候我已从农村回城，并有了一份工作。而且在泥水里滚了多年后，又几经迁徙，书早作废纸八分钱一斤卖掉，还拖着一身病体，怀抱嗷嗷待哺的女儿，可我还是决意报考。
然而，由于我的诚实，1977年，我却连考场都未能进。那一年，中央规定六六届高中毕业生报考年龄放宽到三十岁，但当时我所在的江苏省却有个土政策：必须1947年7月1日以后出生。我的生日早了两天，如实填写后，就因这两天之差被拒之门外，准考证不发给我。不服的我四处奔走，去市“招办”论理，我说：“我不是开什么后门，仅是要求一个参加考试的机会而已！”招办的工作人员同情地看着我，说：“谁叫你那么填呢？许多人比你大，谎报了年龄，我们明明知道，也发给准考证了。你们这代人确实是够苦的，但现在你白纸黑字写着，虽然只差了两天，却是硬杠子，没办法啊！”
1977年岁末，在成千上万人或兴高采烈或忐忑不安迈进关闭了十多年的高考考场时，有一个人站在料峭寒风中远望考场默默流泪，那就是我。盼望了多少年的机会啊，再一次与我失之交臂，可是，这能怪谁呢？单位里几个一起报考的年轻人也为我鸣不平，有的甚至表示“宁愿把自己的考试资格让给我”，因为他们有不会的题目来问我时，我基本都能做出。左思又想，我实在不甘心！如果按那个土政策，大部分六六届高中毕业生都要被排除在外了，我相信中央的意图绝不是这样，于是，我狂兮兮地决定给中央写信反映情况。信很快写好了，可是往哪里寄呢？当时还不知道有国家教委之类的机构，突然想到是邓小平力主恢复高考的，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在信封写上“邓小平收”。
封好信贴上邮票去邮局时，走到半路上我又折了回来。我思忖，邓小平日理万机，这封信会到他的手中吗？后来，我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把信寄给了当时的北大校长周培源先生，托他转交给有关部门。其实我与周先生既无亲也无故，只因想起了当年鲁迅先生帮助青年学生的故事。信自然是石沉大海，我重新埋头于一个个花圈（那时我的工作是做送葬用的花圈），上大学的梦再次成为泡影，我真以为这花圈要做到最后送自己的时候了。没想到，半年后机会又一次降临，1978年老知青还能再报考。我又一跃而起去为“准考证”奋斗，不过，这次面对的不是土政策，而是单位领导的压制和刁难：
“算了吧，已经有工作了，孩子也有了，还上什么学？”是朋友们的好心相劝。“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白日做梦呢！”这话，是我一向不拍其马屁的顶头上司背地里说的。此刻，好心规劝也罢，冷嘲热讽也罢，我皆已置若罔闻。就连身体不佳、功课来不及复习、幼小女儿的哭闹、以及若考不上的艰难处境等等，也全然不顾了。只横下一条心：一定要进考场！唯一的念头是：如果我放弃这盼了多少年的机会，会终生后悔，如果真的考不上，从此认命也！
最终我拿到了准考证。而此时，距离高考的日期已很近了，可是我还必须上班。甚至在市里允许给考生三天复习假的情况下，那位平素就视我不顺眼的顶头上司，仍然不准我的假。而我，也确实不敢不乖乖地上班到进考场的前一天……后来的结果很简单：在高中毕业十二年后，我终于迈进大学校门，圆了今生的大学梦。当我和那些比我小十几岁的同学坐在同一个课堂里，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时，真不知是该为此感到自豪，还是该为此感到悲哀？
光阴荏苒，转眼间竟四十年过去了，“七七、七八级”也已成为历史名词。如今再回首，我庆幸的不仅是自己没有放弃努力，更是祖国告别了那个噩梦般的岁月，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或许应该说，高考制度不仅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也是我们共和国走出山重水复，迎来柳暗花明的一个标志！ 于 杭州左家新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