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揣在衣袋里的紫罗兰或许能够提醒达薇多维奇中士——当她伫立在深夜的岗哨上，或驱车在尸体间行驶时——她还是一个女人，哪怕剃了精短的头发，套着肥大的男式长裤。”
当女性被投入炮火和壕沟时，要放弃性别的意志似乎是她们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战争似乎天然属于男子。当持起枪的时候，她们必须选择自我埋葬那怜悯与温柔的天赋。但是这些与生俱来的性征，是如此深刻地写在她们每一寸的潜意识中，以至于她们无时无刻不需同残酷与血腥斗争。阿列克谢耶维奇正是抓住了这些隐秘的冲突，写作了一部个体之书，战争之书，女兵之书。
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笔下，女兵在战争中受到的折磨具有三重性：她们承受着亲历战争凶恶的痛苦，亦承受着以国家底线之力量抗击敌人的绝望，更要承受性别身份转换下的沉重孤独。
战争的创伤强加在那个年代中每一个人的心上。然而对于女性，对于战场上的女性而言，事实的痛苦是加倍的。她们以生性敏感、柔软的心灵，去直面泯灭了人性的暴行，那些如土豆般散落着的青色头颅、在战壕前一列排开的带着断腿的长筒靴……以至于当战争变为胜利者的谈资，被男人们津津乐道的时候，她们无法回忆。“我只记得我自己，记得我自己的战争。”
《活着回来的男人》中描写小熊谦二入伍的场面与《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中女兵开赴前线的景象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一个极端克制冷静，一个则是如此奔放浓烈。解读这样的不同便不得不关照到女兵的身份。女性和儿童站在文明社会安全的底线上。当她们走上战场时，无疑是意味着国家已经为战争倾注了全部的力量。“是男人不够了，他们都牺牲或者被俘了，所以现在由姑娘去接替他们。”这是存亡一线的时刻，女兵在一种近乎绝望的状态下登上开赴前线的列车。
在近五百页的篇幅，数百位女兵口述的战争切面中，如果非要为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这一部作品找到一个唯一的中心，那也许是一种至深的孤独感。太多的细节在我合上书的时候都不可遏制地变得模糊，但是这种起源于身份，嬗变于天性，最后回归于身份的孤独感，却长久地留存在我的脑海，难以散去。
那些预备走向硝烟的女孩大多不清晰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少女们带着一种感性的使命意识来到战场，首先得到的却是对于她们身份转化的怀疑：“这是哪儿来的拇指姑娘啊？你在这儿会做什么呢？要不，先回到妈妈身边去，再长长个头吧？”
而当这种由性别身份产生的疏离感终于渐渐淡漠的时候，女兵要独自一人克服战争对于她们天性的冲击。这个艰难的过程，她们唯有依靠自我的心理重构来完成。遏制自己爱美、浪漫、充满想象力的过程是何其漫长，亦是多么得令人不甘。
女兵的战争却并未随着德军的溃败而结束。战争的伤痛是一时的，更难熬的是长久的被社会隔离的孤独感。明明是付尽青春，甚至“白发而归”的战士，却被孤立在公共宿舍之中，被野蛮地称为“战场老婆”。这些仅能以褪色的奖章聊以自慰的女兵，这些以护国者的光荣坚持生活着的女兵，她们的孤独，能与谁言说？
阿列克谢耶维奇摒弃了宏大的叙事，也丝毫不对“英雄”的形象存有芥蒂。笔及之处，是血肉清晰、轮廓分明的形象，她们个个都有平凡的欲望，有真实的抽泣。这是大字报上不会附着的补注，是功勋簿上不会留下的页脚。
《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是一部由勇气写就的作品。不仅仅是因为它能够将令人不忍卒读的残忍的战争场面不予保留地铺陈在纸面上，亦是因为它敢于在卫国战争胜利的光芒上割开一道口子，让世界看到其下累累的伤痕，看到真实的人性。它以曾受难与仍在受难的苏联女兵的名义告诉世界：要和平，而非胜利。这岂不是一种自带着女性色彩的宣言？阿列克谢耶维奇确实做到了，这是一本“女人写女人的书”，一部女性的战争史。
